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土部》载：“乌爹泥，亦名孩儿茶、乌垒泥。制法：用细茶末装入竹筒中，坚塞两头，埋污泥淯中，日久取出，捣汁熬制，即成乌爹泥。原产地在云南一带。气味：苦 、平、无毒。”
其中已经明确表明：一是“乌爹泥”的“制法：用细茶末装入竹筒中，坚塞两头，埋污泥淯中，日久取出，捣汁熬制，即成乌爹泥。”证明它是“发酵茶”熬制的茶膏。二是“乌爹泥”的“原产地在云南一带”。三是真正以上述工艺制出的“乌爹泥”的滋味并不苦，味苦的是不经上述埋泥淯中浸酵，而直接以茶科或豆科植物的“茶”熬制的膏物。四是其中有以茶科植物的“茶”经埋于泥淯中浸酵后熬制者，也有以豆科植物“儿茶”熬制者。“污泥”，是对“淤泥”的习惯误称。而“淯”是指浅水淤泥塘，后人讹误为“沟”。
明谢肇淛《滇畧·版畧》载：“孩儿茶之属，皆流商自猛宻、迤西数千里而至者，非滇产也，而为滇病最甚。然《后汉书》已称永昌出。”
其中的“海儿茶”出自缅甸及印度等西亚。其工艺仍是上述经埋于泥淯中浸酵后熬制者，但其原料并非茶科植物，而是豆科植物“儿茶”为原料。
也就是说，“乌爹泥”及其工艺原出于滇南“六茶山”，其工艺被缅、泰、印度及西亚各国用于其它原料制作其替代品，使之名目繁多，鱼目混珠。
北洋政府整理出版的清代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载：“是时，泰西诸国嗜茶者众，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艳其利厚，虽天时地质逊於我国，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，所产遂多。盖印度种茶，在道光十四年，至光绪三年乃大盛。锡兰、意大利其继起者也。法兰西既得越南，亦令种茶，有东山、建吉、富华诸园。美利坚於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，发给农民，其后愈购愈多，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，足供其国之用。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，未几渐为所夺。”
此段记载也充分证明：别说是日本、意大利、美利坚等隔洋诸国，就连与我滇南同陆的印度、锡兰、印尼、斯卡等国，原先也并无茶科植物，都是逐步从我国移植过去的，所以才会说其“天时地质逊於我国”；并且移植最早的印度，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从清代道光十四年开始，到清代光绪三年期间兴盛起来的。而“锡兰、意大利”诸国，是“其继起者”，也就是继印度之后才移植的。美国是在“咸丰八年购吾（我）国茶秧万株”开始移植的。法国是占领越南、老挝、两乌后才令其种茶。因此，在清代“光绪十年以前”，我国的茶叶“输出之数甚钜”（数额巨大），此后“未几渐为所夺”，不久就被它国自产的茶所取代。
但是，各国都未真正懂茶，所移种的所谓的“茶”，实际都是药用的皋芦“大叶茶”，并非真正的生活饮用茶。因而那些所谓的“茶”，制作炒青茶的难度偏大，不大适合制成炒青茶，适宜制成古代传统“生普”亦即原为“白茶”，经改进其工艺以后的“生制茶”。但它们无人掌握此工艺的核心要领，就都普遍地误制成所谓的“红茶”，它实际全都是霉变茶。
清代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紧接着又载：““印度茶往英国者，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，价约二千四万两。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，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。印度茶少於华，而价反多。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，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馀石而已。”
就是说，我国出口运往英国的茶量比印度运往英国的多，所收入的银两反而更少，证明我国的茶价更低。
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又载：“日本之茶，多售於美国，亦有运至我国者。光绪十三年，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馀石，而彼茶进口万六千馀石。”
狗日的从我国移茶种植后，我国出口日本的茶年一万二千馀石（余担）；而日本向我国进口的茶年一万六千馀石（余担）。进口量反超出口量四千担。
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又载：“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。盖自哈萨克、浩罕诸部新属於彼，地加广，人加众，需物加多，而茶尤为所赖。光绪七年定约，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，而往来益盛。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，居全数三之一。十三年，并杂货计，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，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馀两，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。然十二年茶少价多，十三年茶多价少，华商已有受困之势。厥后亦兼购於他国，用此，华茶之利骤减。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，惟以隙地营之，又采摘不时，焙制无术，其为他人所倾，势所必至。”
本来专门崇尚中华茶叶的俄国，哈萨克、浩罕诸部新归属于它以后，地增广，人口增众，所需物资增多，茶尤其受依赖。清光绪七年与我国约定，许允以嘉峪关为两国间的通商口岸，使茶业的输出更盛。十年后，出口俄国的茶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。然而清代光绪十三年，出口俄国的茶价开始滑坡。此后，俄国兼进口别国的茶，使中华茶叶的贸易或利急剧锐减。原因是，我国自古将茶业看成农家空余之事，独以空闲地带经营它。而且采摘不及时，制作无精要技术，必然被竞争对手淘汰。
但是，英国给印度茶的价格比中国的茶价高，这并不等于或证明中国茶的工艺就更差，其品质就更低。一是真正自古有茶、有制茶技术者，是中国，不是英国，英国人实际不懂茶，也不懂茶业工艺的正确与否。英国人所欣赏和欢迎的茶的品质，未必就更高，不懂茶的群体，难免优、劣颠倒。我国不可盲目地被其欣赏的茶品及其工艺所左右。
据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中：“云南徵税银九百六十两。贵州课税银六十馀两。凡请引於部，例收纸价，每道以三釐三毫为率。盛京、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均不颁引，故无课。惟茶商到境，由经过关口输税，或略收落地税，附关税造销，或汇入杂税报部。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。”
“厥后泰西诸国通商，茶务因之一变。其市场大者有三：曰汉口，曰上海，曰福州。汉口之茶，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合本省所产，溯汉水以运於河南、陕西、青海、新疆。其输至俄罗斯者，皆砖茶也。上海之茶尤盛，自本省所产外，多有湖广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诸茶。江西、安徽红、绿茶多售於欧、美各国。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，宁波茶输至日本。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。”的记载，不仅英国过去和现在普遍喝红茶，而且欧洲、美洲各国及南洋群岛，都一直喝红茶，至今不知所谓的“红茶”是霉茶。因此，国内的某些茶商或专家们，别动不动就拿“外国人”当圣旨来压人，更别老将“检测数据”挂在口边。这世上，最不懂茶的痴子，就是“外国人”。最不可靠、最易令人受骗的，就是“检测数据”。
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又载：“三十三年，茶叶公会以状陈於度支部，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，於是命筹整理之策。宣统初，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。汉口、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，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。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。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畅旺。”
其意思是，清代光绪三十三年，国内的“茶叶公会”以“茶税减少”为理由，请求政府整顿茶行业。宣统元年，农工商部给予减免茶税，汉口、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，反去聘请印度茶科教师来进行茶业培训，才使我国输入欧洲及北阿、非利、加洲的茶叶销售稍微顺畅。
赵尔巽《清史稿·食货志五》接载：“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，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，能使舌本回甘，泰西人名曰“胆念”，他国所产鲜能及此。故日本虽有茶，必购於我。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、印度、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。然则奖励保护，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，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务者。”
我国的茶质本来胜过诸多产茶国，往往在涩味中含有香气，能够使舌体本身“回甘”，泰西人称之为“胆念”，其他国家所产茶很少能够达得到此优点。故而日本虽有茶，必购买我国所产茶。荷兰的使臣克罗伯也说爪哇（印尼）、印度、锡兰的茶都不远不及中华的茶。然而对行业实施保护，对行业人给予讲励，不使天然物产被别的民族所夺走，那是不能不指望于今称为“商务部”的机构。
从我国清代末期所产的茶，已经有明显的“回甘”而论，清末，我国茶业已经受别国的误导，开始种错茶科品种，也就是误种了瓜芦。而且，所产茶的“回甘”明显，表明其茶已明显偏苦。这本身不是优势，而是缺陷，却反过来被误当优势夸赞。这又表明人们对茶的认知，也随着茶科品种的误种，开始陷入误区。再者，理应受重点保护的“六茶山”原有、独有，并且被祖先自古选为种植和饮用的中小叶原种未受提出、强调保护，却保护了与其他诸国所选择移种的偏于苦涩的药用瓜芦。
从上述所引用的记载的内容可知，印度在道光十四年就开始从我云南“六茶山”移种药用瓜芦，到建国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，所存活的“茶树”最高龄已达七八十年，其较粗大者的干根直径已会达到七八十厘米甚至约两米。因而，印度的所谓“阿萨姆‘茶树’”，根本并非什么“古老茶树”，而是七八十年的皋芦木。当年的国内业界专家，大可不必为其“原产地” 劳民伤财。
既然印度的“大叶茶”是从中国移种，它也就不可能是“茶树原产地”；与之相邻的缅甸、印尼、斯卡、锡兰等国更不会是“茶树原产地”。
来源：茶魂星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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